大病保险筹资保障标准不对等 须多维度治疗

也就是说，只要某个协议被认定为行政协议，不论当事人是否在协议中约定了行政优益权，行政机关均享有行政优益权。

[27]但必须注意的是，该判例中被认定的实体利益的范围，被限定在噪音、震动等造成项目土地周边居住的居民的健康或生活环境发生损害之内，没有进一步解释限定在生命和身体安全范围之内的根据规范宗旨之中，能否从生活环境中解释出其他要素。[7]首先，判决指出，《标识法》规定的对公正交易委员会行政行为的申请复议，与一般情况下对行政处分的申请复议相同，申请人须对该行为拥有法律上的利益，即对该项处分拥有提出复议申请的法律上的利益者，是指因该项处分使得自身的权利或法律上被保护的利益受到侵害或者必然地存在被侵害的可能性的人。

②由谁提起对行政处分的争议是合适的。[20]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51卷1号250頁。因此，从判例发展至今的实际状况看，法律上被保护的利益说与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说两者尽管基本立场有差异，但在具体的解, , 释方式上正走向接近或趋同。一、代表性判例及其概念定型方式 （一）法律上的利益概念及其解释方向 2004年之外，日本《行政事件诉讼法》(行政事件訴訟法)第9条是原告适格规定，其内容如下。该学说认为法律上的利益是值得司法保护的利益，其特征在于不是通过法律来判断法律上的利益的范围，而是着眼于利害关系的实际状态构筑理论，从而判断相应问题。

这不仅扩展了作为根据规范法律的范围，而从而也扩大了原告适格范围。[2]该判例的评析者认为，从该判例内容所展示的判断框架来看，其采用的规范保护理论源自德国。还有作为民法基石的所有权理论，强调主体享有独占、排他的对世权。

1.扩展人格概念 在民事主体的人格权方面，《民法总则》第109条确认了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第110条列举了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对于民法典而言，重要的不仅仅是有逻辑地体系化，或做一时性的价值宣示，更要构建一个足够一般和稳定的结构，同时又能够通过种种渠道在规则和价值上与其他法律良好地沟通。这种建立在还原论(37)基础上的分立式立法有违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规律，需要我们以整体论(38)考虑应对环境问题的法律体系，这反映在立法上就需要对这些环境法律进行系统化、整体性的改造。(42)参见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

(47) 就环境法典的体例而言，可以借鉴我国民法典编纂路径和方式，采取总则——分编结构。这可以通过妥当地融入具体规则予以实现。

1980年以后，《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水法》《森林法》《土地管理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环境与资源立法先后制定，这些法律中都或多或少地包含有民事法律规范，到《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制定时，大部分环境与资源立法已经多次修订，其中民事规范不断完善。这些标准应该在环境法典中予以规定，为民法典建立两种利益的协调机制提供判断依据。将司法过程分为事实——规范，还要将其进一步分解为刑事、民事、行政等不同裁判方式和规则。⑩这些理解低估了绿色原则在民法典中的作用，会影响民法典对环境问题的有效回应。

更应在微观层面规范民事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民事主体自然资源财产权的行使，构建民事主体间良好的社会秩序，从而间接地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作为被侵权人，有权依此法理请求污染者承担连带责任。在生态环境良好、没有突出环境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种适当的扩展解释方式。(52)与此同时，在物权制度将绿色原则转化为立法规范的基础上，建立专门调整环境资源流转关系的合同制度也应该纳入考量范围。

较之《民法通则》以及其他国家的民法典，这是《民法总则》的创新性规定。环境污染与破坏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是环境损害，既包括人身财产损害，也包括生态环境损害。

但事情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民法典编纂还必须面对我国环境与资源分散立法模式导致的混乱与问题。同时对环境执法主体予以必要的权限整合，防止环境法律的执法主体基于部门本位主义各行其是，以增强环境执法的整体性。

二是环境资源的其他非经济价值必须成为法定的人格利益。(52)参见吕忠梅、王国飞：中国碳排放市场建设：司法问题及对策，《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第161—168页。当前在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大力推进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试点，本质上即是把生态环境视为由国家或全民所共同拥有的公共财产，为了全民利益追究损害者的修复、赔偿责任。(24)我国民法饱受诟病的一大问题是公法和私法大量混杂。国家提出绿色发展新理念，并要求将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环节。基于此，《民法总则》第9条直接规定了绿色原则，⑧规定民事主体开展民事活动应当保护生态环境，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确立为一项独立的民法原则，通过直接的方式要求民事主体开展民事活动需履行保护生态和环境的行为义务。

内容提要：应对环境保护的需要，民法典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其传统。(61)参见刘长兴：论民法上的环境人格权，载吕忠梅主编：《环境资源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217页

就经济特区法规而言，1981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的决议》规定，法规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2）经济特区法规、规章。

[3]为了清晰呈现这个问题，我们统计了省一级行政单位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法规和规章的情况，如《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办法》（2008年5月29日），《湖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条例》（2013年9月26日）和《湖北省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2004年1月13日），发现了各个地方的法规、规章在篇章目的设计上存在重度相似性。五、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

由于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已经纳入了批准审查范围，本文不加讨论。对于自主性立法而言，可能会给审查机构带来较大负担，然而这里正是造成规范冲突的重要领域，更需要足够重视。据统计，从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开始到 2000年6月底《立法法》实施之前，送交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审查的法规近6300件。之前有一个事前审查的成功范例。

为此，就应该合理确定事前审查的范围，在积累经验之后再扩大适用范围。[4]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对地方性法规、规章事前审查却有必要，但是也确有困难。

[2]一旦要对地方政府规章的数量进行精确统计，其数量也可能会是以万计。三、确立对地方性法规、规章事前审查的合理范围 依据制定机关和事项的不同，地方性法规、规章可以分为如下几类：（1）自治条例、单行条例。

针对其他规范性文件，《福建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第七、八、九条则规定常务委员会指定的工作机构为备案机关，再根据规范性文件的内容，将规范性文件分送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审查。对于执行性立法而言，当我们深入地方性法规、规章的内部，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立法现象，即立法雷同。

具体而言，针对经济特区法规，不论是经济特区，还是经济特区所在的省制定的法规，在遵循现有备案机关不变的情况下，都统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查或者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专门的机构负责。在减少审查机关的情况下，先行将经济特区法规、规章纳入事前审查，能有效保障授权立法的权威，降低良性违法的风险。在中央对甘肃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破坏问题处置过程中就遇到这样的问题，虽然事后对关系自然保护区的49件地方性法规集中进行了专项审查研究，但是仍然带有事后弥补的缺憾。从政治的角度看，经济特区仍然可作为改革的实验窗口，只是这种改革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了，更不能在公然违法的前提下进行。

类型上，地方性法规、规章主要分为执行性立法和自主性立法。实践中，地方性法规、规章与法律、行政法规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如何规制地方性法规、规章，保障法制统一，可以适当借鉴法国宪法委员会的事前审查机制，探索适合中国的事前审查程序。

四、设置对经济特区法规、规章事前审查的统一审查机构 目前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设置的审查机构并不统一，即便在一省内针对不同的规范性文件，也会设置不同的审查机构。目前，除了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需要批准外，地方性法规、规章制定后，只需向特定的机关备案，无须批准。

行政法规是从《立法法》实施之日起（2000年7月1日）开始报送备案。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于1993年开始备案。